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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国有本钱投资运营公司真正成为“政府与企业间隔离层 ”?
来源:东安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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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2020-09-07 15:57

改组和新设国有投资运营公司以实现从以往“管人管事管企业”向“管本钱”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的改革无疑将成为2019年国企改革推进的重点。

2018年12月21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公平竞争原则”,“加快实现从管企业向管本钱转化”,“改组成立一批国有本钱投资公司,组建一批国有本钱运营公司,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改组和新设国有投资运营公司以实现从以往“管人管事管企业”向“管本钱”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的改革无疑将成为2019年国企改革推进的重点。

理论上,通过设立国有本钱投资运营机构将国资委与实体企业“隔离”,二者“不再有直接产权关系,(国资委)也无权穿越投资运营机构干预其投资的公司,政企分开顺理成章”。以往国资管理体系“管人管事管企业”,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状况由此得到必然程度的抑制。因而,改组或新设国有本钱投资运营公司作为“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界面”或“政府与企业间隔离层”成为在新一轮国企混改中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国资管理体系改革的遍及做法。

2018年底,国资委进一步确定了航空工业集团、国家电投等11家央企作为国有本钱投资公司新的试点企业。到目前为止,在96家央企中,三批近20家试点改组成立国有本钱投资公司。除了改组成立国有本钱投资公司,2014年国资委还组建诚通集团、中国国新2家公司试点国有本钱运营公司。

那么,如何才能使国有本钱投资运营公司真正成为“政府与企业间隔离层”呢?我们认为,从目前的相关政策解读和有限试点实践来看,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标题问题值得理论界、实务界和政策界关注和思考。

Q:

如何在改组新设国有本钱投资运营公司和避免国资管理体系委托代理链条过长标题问题二者之间实现平衡?

A:

委托代理链条过长以及由此引发的所有者缺位标题问题作为国企的典型弊端长期为人所诟病。以至于一些学者借用弗里德曼“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成本又不讲效率”的形象说法来评价委托代理链条长和所有者缺位下的国有企业,以区别于盈利动机明确“花本身的钱办本身的事既讲成本又讲效率”的民营企业。

而目前国资管理体系改革中遍及采用的通过改组新设国有本钱投资运营公司形成“政府与企业间隔离层”的做法势必将进一步延伸已经很长的委托代理链条。例如,天津国资委于2017年7月设立注册本钱为120亿人民币的津诚,负责非制造业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本钱化”后的投资和运营。2018年4月19日,天津市国资委将所持有的天房集团等100%股权按照经备案的评估值注入津诚。而津诚等国有本钱投资运营公司未来将与通过混改引入经营实体的战投一起,共同以股东的身份参与相关的公司治理。我们看到,本来国资委是通过全资控股的控股集团公司间接持有上市子公司的股票,而现在则是国资委首先全资控股国有本钱投资运营公司,投资运营公司再持股本来的控股集团公司,然后再由控股集团公司持股上市子公司。这样,国资管理委托代理链条从本来的至少三级变为目前的至少四级。

除此之外,同样作为经营实体的控股集团公司与所控股或持股上市子公司的同业竞争标题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引发本钱市场和监管当局对未来二者之间关联交易发生可能性增加的担心。

因此,如何在改组新设国有本钱投资运营公司以形成“政府与企业间隔离层”和避免国资管理体系委托代理链条过长标题问题二者之间实现平衡在国资管理体系改革实践中变得十分重要。

一个可资借鉴的做法是,把天津国资管理体系改革的思路和云南白药吸收合并控股公司整体上市的思路二者结合起来。2018年12月12日,云南白药发布《吸收合并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云南白药吸收合并控股母公司白药控股,实现整体上市。一方面,我们借鉴云南白药模式完成控股集团公司的混改和缩短委托代理链条;另一方面则借鉴天津国资管理体系改革经验,通过组建国有本钱投资运营公司这一“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界面”或“政府与企业间隔离层”,实现国资管理体系从“管人管事管企业”向“管本钱”的转化。

Q:

如何实现在经营实体层面混改引入战投后投资者对权利平等的诉求与把控股集团公司改组为国有本钱投资公司后控制权的谋求二者之间的平衡?

A:

在引入战投完成经营实体层面的混改后,本来国有控股的经营实体将在必然程度转变为本钱社会化下的公众公司。而民资之所以愿意参与混改成为战投,是由于国企混改向民资做出享有所有者权益的承诺使其必然程度上变得激励相容。而这一承诺可置信的制度基础或者是像天津北方信托模式一样由民资直接取得实际控股地位,或者是像中国联通模式一样“股权结构上国资占优,但在董事会组织中战投占优”。

因而,在完成混改后经营实体层面基本公司治理构架是在作为国有本钱投资运营公司与主要战投之间的平等协商。此时国有本钱投资运营公司作为股东,平等地与其他战投以及其他外部分散股东一道参与相关的公司治理。例如,对于基础战略性行业,按照与其他股东的约定,国有本钱投资运营公司享有董事(长)的提名权,但最终是否获得任命需要与其他战投以及其他分散股东在股东大会上按照“一股一票”来表决通过。我注意到,一些媒体在围绕新一轮国资改革的政策预测中,强调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行使的投资计划、部分产权管理和重大事项决策等出资人权利“授权”给国有本钱投资、运营公司和其他直接监管的企业行使。

通过上面的例子,我们看到,这里显然不是通过简单“授权”,由改组后的国有本钱投资运营公司代行本来国资委的职责,享有董事长的直接任命权的标题问题。因此,在我看来,为了真正实现国资增值保值的混改目的,新一轮国资改革仅仅停留“授权体系的完善”的认识是不够的,而是应该回归到对其他战投和分散股东作为出资者基本权利的认同与尊重,因为这本来就是投资者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后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我们需要的是从本来高高在上的发号施令者回归到一个同股同权的平等协商者。

事实上,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推进政企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国陆续撤掉条块分割、政企不分、计划经济色彩浓郁的专业部委,组建市场化的集团公司。例如,1993年国家撤销航空航天工业部,别离设立中国航空工业第一、第二集团公司。在2003年国资委成立后,由国资委作为国务院的代理机构全资控股这些国有独资集团公司。例如,2008年11月6日原中国航空工业第一、第二集团公司重组整合成立中国航空工业,成为由国资委全资控股的国有特大型企业集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陆续控股或持股中航本钱、中航地产、飞亚达A、深天马A、天虹商场等20多家上市公司,成为今天在中国本钱市场颇具声势的“中航系”。我们看到,从专业部委到市场化的集团公司,再到国资委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角色,国企改革经历了从政府行政体系的延续向基于本钱纽带的市场主体的转变。

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依然需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根本原因是以往虽然建立了本钱连接的链条,但实践中“管人管事管企业”,依然延续的是之前行政色彩浓郁的计划经济思维,没有做到“政企分开和政资分开”,使经营权与所有权有效分离,职业经理人无法根据瞬息万变的市场灵活及时调整经营管理决策。

一些媒体预测,把目前的控股集团公司改组为国有本钱投资公司后,“一是可以通过证券交易、产权交易等本钱市场,以市场公允价格处置企业资产,实现国有本钱形态转换;二是可以以高新技术、生态环保、战略性产业为重点领域,对发展潜力大、成长性强的非国有企业进行股权投资;三是在国际市场,有利于发挥国际合作优势和品牌优势,积极灵活地开展国际本钱市场运作,形成全球范围内产融结合新优势”。我们看到,这些功能即使在目前的控股集团公司层面同样可以完成,似乎并不需要通过国企混改的由头而换上“国有本钱投资公司”的牌子。

按照一些媒体报道,某控股集团公司正在努力“搭建三级管控架构,勉励集团总部由本能机能运营型向战略管控型转变”。具体的措施包括,总部对成员单位采用战略运营型管控方式,业务单元(成员单位)成为区域化业务板块的运营管控主体;集团总部与二级单位之间探索建立产业主体分类授权的战略管控体系,在二级单位与三级单位之间探索建立以运营管控为主的次级管控体系,努力形成“集团总部本钱层—专业平台资产层—生产单位执行层”的三级架构。我们注意到,上述控股集团公司所开展的仅仅是围绕企业集团内部组织重构以提高运行管理效率为目的的综合性改革。这一内部管理标题问题在企业集团发展的任何阶段都需要,并且过去一直在做。例如生产铁路机车的两个国企南车和北车时而为了避免垄断一分为二,时而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合并为中车。但这似乎并非本轮为实现引入民资背景战投,实现国企混改的核心和实质所在,当然不是本轮国企改革最最期许的。

从本轮国资混改的目的出发,我们需要的是对出资者基本权利认同与尊重的回归,将属于投资者的权利归还给投资者。让无论是参与混改的民资背景的战投,还是代表国资履行出资者义务的国有本钱投资公司,更像一个投资者去履行本身“管本钱”的义务,承担本身应该承担的责任;而不是由部分股东越俎代庖,忽视其他股东的存在,“管人管事管企业”。在上述意义上,我们看到,如果仅仅把本来的控股集团公司简单包装和改组为国有本钱投资公司显然不是市场对以实现从“管人管事管企业”向“管本钱”转化为目的的新一轮国企混改的实质期待所在。

我们同时注意到,在一些媒体围绕国资管理体系改革的报道中,甚至出现了“在未来的国资投资公司试点改革过程中,还将支持投资、运营公司设立财务公司”的说法。“规范财务公司运作,鼓励其利用内部资金开展本钱运作,提升本钱运营能力,防范各类风险。允许投资公司依据自身条件,结合主业特点和行业监管要求,合理申请金融牌照,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但是也要强调,不能脱离主业搞金融,更不能搞资金空转套利”。我们知道,财务公司作为内部本钱市场,必然程度上成为“不发达早期本钱市场的替代”,在一些企业集团已经存在几十年了。近年来由于内部本钱市场限制了本钱在全社会更广阔的范围内流通和相对低下的资源配置效率而受到广泛批评。如果把成立财务公司也认为是新一轮国资改革的重要举措不免令人啼笑皆非。更何况一旦成立财务公司,不是我们一厢情愿地说一说“不能脱离主业搞金融,更不能搞资金空转套利”就可以加以控制的。

Q:

在新一轮国资改革中,被认为扮演关键角色的“需要重组的国有本钱投资公司”和“新设的国有本钱运营公司”二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A:

前面的讨论相信已使读者对正在由本来的控股集团公司重组为国有本钱投资公司目前基本状态和未来可能构架形成模糊的认识。我们知道,除了试点改组一批国有本钱投资公司,2014年国资委组建诚通集团、中国国新2家公司试点国有本钱运营公司。那么,这些国有本钱运营公司又将在国资管理体系改革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按照相关媒体的报道,中国诚通、国新公司,“在基金的成功发起和实际运作上,把中央企业、地方企业、金融企业和社会本钱等各方资金集聚起来,为央企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提供了融资新渠道和投资新机制,在助力供给侧改革,引领一带一路发展,勉励国企改革,帮助困难企业脱困等领域均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两类公司都被媒体描述为“都是国家授权经营国有本钱的公司制企业,是国有本钱市场化运作的专业平台,对所出资企业行使股东职责,按照责权对应原则切实承担起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两类公司的试点企业同时面临着理顺与国资委、出资企业关系的重要挑战”。如果说二者的共同点在媒体的表述中还算清晰,那么,二者的差异则显得语焉不详,模棱两可。按照相关媒体的表述,在具体使命和本能机能上,“国有本钱投资公司是以投资融资和项目建设为主,通过投资实业拥有股权;国有本钱运营公司则以本钱运营为主,不投资实业,主要战场是本钱市场”。在运营模式上,“国有本钱投资公司主要以服务国家战略、优化国有本钱布局、提升产业竞争力为目标,在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以对战略性核心业务控股为主;国有本钱运营公司主要以提升国有本钱运营效率、提高国有本钱回报为目标,以财务性持股为主”。

这是否意味着未来每一家完成混改的公司除了引入的民资战投外,还会同时出现两家国有本钱投资运营公司作为股东呢?其中一家是由本来控股集团公司改组而成的国有本钱投资公司,另一家是由诚通、国新或其他新成立的国有本钱运营公司。至少从目前已经完成混改的中国联通来看,确实如此。除了在引入BATJ后仍然持股约36.67%的控股集团公司联通集团外,在中国联通的股东名单中出现了国有本钱运营公司诚通旗下的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

我们的标题问题是,国有本钱运营公司所设定的“提升国有本钱运营效率、提高国有本钱回报”的目标为什么不可以由国有本钱投资公司来实施呢?反过来,国有本钱投资公司所设定的“服务国家战略、优化国有本钱布局、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目标为什么又不可以由国有本钱运营公司来实施呢?如果国有本钱运营公司作为财务投资者存在的价值在于加强国有控制的战略同盟军,事实上本钱市场还存在险资等其他国资,为什么必需要同样来自国资的国有本钱运营公司来完成这一使命呢?例如,在中国联通混改案例中,同样来自国资的中国人寿持股10%成为联通混改引入的最大战投。而作为财务投资者的国有本钱运营公司如果不通过参与董事会组织等公司治理制度又将如何实现“提升国有本钱运营效率、提高国有本钱回报”的目的?如果国有本钱运营公司参与公司治理,那我们将看到,同样来自国资的国有本钱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围绕董事会组织等将付出双倍的公司治理制度建设成本。至少从形式上看,目前二者明显区别仅仅在于,国有本钱投资公司是从早先专业部委转型而来的原控股集团公司,进一步改组为国有本钱投资公司后形成的战略投资者,而国有本钱运营公司则是由国资管理体系改革实际实施者国资委新设出来的财务投资者。

当然,既然目前仍然处于试点阶段,必然程度剖明对于二者的关系无论政策界还是理论界并没有形成相对成熟的判断和结论。我们也注意到,相关媒体的解读提及,“尽快探索、界定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与国有本钱投资、运营公司之间的权责边界,国有本钱投资、运营公司与所持股企业的权责边界”。我们理解,尽管国有本钱运营和投资公司二者关系有待进一步明确,但二者共同作为政府与企业间“隔离层”,在国资管理体系中的整体定位则应该是清晰的。那就是,在整个国资监管系统中形成三层授权框架,国资委统一履行经营性国有资产监管本能机能,由国有本钱投资、运营公司履行出资人职责,企业则是经营者。

Q:

中国国资国企改革模式在向谁学习?我们究竟应该学习什么?

A:

日前,在航空工业集团、国家电投、国机集团、中铝集团等11家央企被新纳入国有本钱投资公司试点后,在96家央企中有近20家试点改组成立国有本钱投资公司。尽管我们注意到一些国资官员多次否认中国国资国企改革在向新加坡淡马锡模式学习,但以国有本钱投资运营公司作为政府与企业间“隔离层”的新一轮国资改革的试点扩大还是给很多国企改革不雅观察者留下了淡马锡模式在中国国资改革中呼之欲出的印象。正如我们在前面分析所指出的,找出所谓中国模式和淡马锡模式之间的不同其实并不困难。例如,作为政府与企业间“隔离层”,我们同时在国资委(新加坡财政部)和运营实体之间改组或新设是国有本钱投资和运营两类公司,而不是淡马锡模式的一类公司(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些也称为不同);从目前看,中国国有本钱投资公司从以往脱胎于专业部委的控股集团公司改组而来,往往主业相对清晰,而淡马锡模式则强调混业和多元化,乃至于一个淡马锡公司管理的子公司市值加起来一度超过整个新加坡市值的一半。

容易理解,很多不雅观察家之所以形成上述印象,仍然在于中国目前国资管理体系改革在政府与企业间引入“隔离层”的做法和淡马锡严格坚守“政企分开,政资分开”,使经营实体的经营权与所有权有效分开在精神上是高度一致的。事实上,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带来的本钱社会化与经理人职业化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和在此基础上实现的效率改善才是所有企业治理结构成功的关键。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既不存在所谓的淡马锡模式,当然更不存在中国模式,只存在专业化分工模式。

但毫无疑问淡马锡模式依然有很多值得中国国资国企改革学习的地方。例如,淡马锡董事会围绕如何避免全资控股股东新加坡财政部的行政干预进行了哪些卓有成效的制度安排?而淡马锡在所持股或控股的经营实体中又是通过怎样的公司治理制度安排(股东会和董事会)来确保经营决策体现了主要股东的意志,并且决策风险在所有股东中分担?

我这里再次强调,这显然不是通过管理层级之间的简单授权就可以解决的,而是需要在通过混改引入的战投之间形成彼此制衡的公司治理制度安排和平等协商沟通的文化氛围,以期实现双方长期合作共赢。

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如果像一些媒体解读的那样,只是把经营权“授权”到经营实体,而把公司治理中最重要的董事长任免权依然保留在持股比例或高或低的国有本钱投资公司中(我们知道,在正常的公司治理实践中,那只是董事的提名权)。那么,由于该董事长的贪腐无能刚愎自用做出错误决策又应该由谁来承担相应后果呢?是由具有上述任免权和做出上述任免决策的国有本钱投资公司吗?而预期到一方面无法对董事长任免提出异议,甚至否决,而另一方面却不得不以出资额为限为该董事长做出错误决策买单,那战投还愿意毫无保留地参与到目前正在积极推进的国企混改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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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组和新设国有投资运营公司以实现从以往“管人管事管企业”向“管本钱”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的改革无疑将成为2019年国企改革推进的重点。2018年12月21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公平竞争原则”,“加快实现从管企业向管本钱转化”,“改组成立一批国有本钱投资公司,组建一批国有本钱运营公司,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改组和新设国有投资运营公司以实现从以往“管人管事管企业”向“管本钱”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的改革无疑将成为2019年国企改革推进的重点。理论上,通过设立国有本钱投资运营机构将国资委与实体企业“隔离”,二者“不再有直接产权关系,(国资委)也无权穿越投资运营机构干预其投资的公司,政企分开顺理成章”。以往国资管理体系“管人管事管企业”,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状况由此得到必然程度的抑制。因而,改组或新设国有本钱投资运营公司作为“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界面”或“政府与企业间隔离层”成为在新一轮国企混改中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国资管理体系改革的遍及做法。2018年底,国资委进一步确定了航空工业集团、国家电投等11家央企作为国有本钱投资公司新的试点企业。到目前为止,在96家央企中,三批近20家试点改组成立国有本钱投资公司。除了改组成立国有本钱投资公司,2014年国资委还组建诚通集团、中国国新2家公司试点国有本钱运营公司。那么,如何才能使国有本钱投资运营公司真正成为“政府与企业间隔离层”呢?我们认为,从目前的相关政策解读和有限试点实践来看,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标题问题值得理论界、实务界和政策界关注和思考。Q:如何在改组新设国有本钱投资运营公司和避免国资管理体系委托代理链条过长标题问题二者之间实现平衡?A:委托代理链条过长以及由此引发的所有者缺位标题问题作为国企的典型弊端长期为人所诟病。以至于一些学者借用弗里德曼“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成本又不讲效率”的形象说法来评价委托代理链条长和所有者缺位下的国有企业,以区别于盈利动机明确“花本身的钱办本身的事既讲成本又讲效率”的民营企业。而目前国资管理体系改革中遍及采用的通过改组新设国有本钱投资运营公司形成“政府与企业间隔离层”的做法势必将进一步延伸已经很长的委托代理链条。例如,天津国资委于2017年7月设立注册本钱为120亿人民币的津诚,负责非制造业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本钱化”后的投资和运营。2018年4月19日,天津市国资委将所持有的天房集团等100%股权按照经备案的评估值注入津诚。而津诚等国有本钱投资运营公司未来将与通过混改引入经营实体的战投一起,共同以股东的身份参与相关的公司治理。我们看到,本来国资委是通过全资控股的控股集团公司间接持有上市子公司的股票,而现在则是国资委首先全资控股国有本钱投资运营公司,投资运营公司再持股本来的控股集团公司,然后再由控股集团公司持股上市子公司。这样,国资管理委托代理链条从本来的至少三级变为目前的至少四级。除此之外,同样作为经营实体的控股集团公司与所控股或持股上市子公司的同业竞争标题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引发本钱市场和监管当局对未来二者之间关联交易发生可能性增加的担心。因此,如何在改组新设国有本钱投资运营公司以形成“政府与企业间隔离层”和避免国资管理体系委托代理链条过长标题问题二者之间实现平衡在国资管理体系改革实践中变得十分重要。一个可资借鉴的做法是,把天津国资管理体系改革的思路和云南白药吸收合并控股公司整体上市的思路二者结合起来。2018年12月12日,云南白药发布《吸收合并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云南白药吸收合并控股母公司白药控股,实现整体上市。一方面,我们借鉴云南白药模式完成控股集团公司的混改和缩短委托代理链条;另一方面则借鉴天津国资管理体系改革经验,通过组建国有本钱投资运营公司这一“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界面”或“政府与企业间隔离层”,实现国资管理体系从“管人管事管企业”向“管本钱”的转化。Q:如何实现在经营实体层面混改引入战投后投资者对权利平等的诉求与把控股集团公司改组为国有本钱投资公司后控制权的谋求二者之间的平衡?A:在引入战投完成经营实体层面的混改后,本来国有控股的经营实体将在必然程度转变为本钱社会化下的公众公司。而民资之所以愿意参与混改成为战投,是由于国企混改向民资做出享有所有者权益的承诺使其必然程度上变得激励相容。而这一承诺可置信的制度基础或者是像天津北方信托模式一样由民资直接取得实际控股地位,或者是像中国联通模式一样“股权结构上国资占优,但在董事会组织中战投占优”。因而,在完成混改后经营实体层面基本公司治理构架是在作为国有本钱投资运营公司与主要战投之间的平等协商。此时国有本钱投资运营公司作为股东,平等地与其他战投以及其他外部分散股东一道参与相关的公司治理。例如,对于基础战略性行业,按照与其他股东的约定,国有本钱投资运营公司享有董事(长)的提名权,但最终是否获得任命需要与其他战投以及其他分散股东在股东大会上按照“一股一票”来表决通过。我注意到,一些媒体在围绕新一轮国资改革的政策预测中,强调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行使的投资计划、部分产权管理和重大事项决策等出资人权利“授权”给国有本钱投资、运营公司和其他直接监管的企业行使。通过上面的例子,我们看到,这里显然不是通过简单“授权”,由改组后的国有本钱投资运营公司代行本来国资委的职责,享有董事长的直接任命权的标题问题。因此,在我看来,为了真正实现国资增值保值的混改目的,新一轮国资改革仅仅停留“授权体系的完善”的认识是不够的,而是应该回归到对其他战投和分散股东作为出资者基本权利的认同与尊重,因为这本来就是投资者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后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我们需要的是从本来高高在上的发号施令者回归到一个同股同权的平等协商者。事实上,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推进政企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国陆续撤掉条块分割、政企不分、计划经济色彩浓郁的专业部委,组建市场化的集团公司。例如,1993年国家撤销航空航天工业部,别离设立中国航空工业第一、第二集团公司。在2003年国资委成立后,由国资委作为国务院的代理机构全资控股这些国有独资集团公司。例如,2008年11月6日原中国航空工业第一、第二集团公司重组整合成立中国航空工业,成为由国资委全资控股的国有特大型企业集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陆续控股或持股中航本钱、中航地产、飞亚达A、深天马A、天虹商场等20多家上市公司,成为今天在中国本钱市场颇具声势的“中航系”。我们看到,从专业部委到市场化的集团公司,再到国资委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角色,国企改革经历了从政府行政体系的延续向基于本钱纽带的市场主体的转变。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依然需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根本原因是以往虽然建立了本钱连接的链条,但实践中“管人管事管企业”,依然延续的是之前行政色彩浓郁的计划经济思维,没有做到“政企分开和政资分开”,使经营权与所有权有效分离,职业经理人无法根据瞬息万变的市场灵活及时调整经营管理决策。一些媒体预测,把目前的控股集团公司改组为国有本钱投资公司后,“一是可以通过证券交易、产权交易等本钱市场,以市场公允价格处置企业资产,实现国有本钱形态转换;二是可以以高新技术、生态环保、战略性产业为重点领域,对发展潜力大、成长性强的非国有企业进行股权投资;三是在国际市场,有利于发挥国际合作优势和品牌优势,积极灵活地开展国际本钱市场运作,形成全球范围内产融结合新优势”。我们看到,这些功能即使在目前的控股集团公司层面同样可以完成,似乎并不需要通过国企混改的由头而换上“国有本钱投资公司”的牌子。按照一些媒体报道,某控股集团公司正在努力“搭建三级管控架构,勉励集团总部由本能机能运营型向战略管控型转变”。具体的措施包括,总部对成员单位采用战略运营型管控方式,业务单元(成员单位)成为区域化业务板块的运营管控主体;集团总部与二级单位之间探索建立产业主体分类授权的战略管控体系,在二级单位与三级单位之间探索建立以运营管控为主的次级管控体系,努力形成“集团总部本钱层—专业平台资产层—生产单位执行层”的三级架构。我们注意到,上述控股集团公司所开展的仅仅是围绕企业集团内部组织重构以提高运行管理效率为目的的综合性改革。这一内部管理标题问题在企业集团发展的任何阶段都需要,并且过去一直在做。例如生产铁路机车的两个国企南车和北车时而为了避免垄断一分为二,时而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合并为中车。但这似乎并非本轮为实现引入民资背景战投,实现国企混改的核心和实质所在,当然不是本轮国企改革最最期许的。从本轮国资混改的目的出发,我们需要的是对出资者基本权利认同与尊重的回归,将属于投资者的权利归还给投资者。让无论是参与混改的民资背景的战投,还是代表国资履行出资者义务的国有本钱投资公司,更像一个投资者去履行本身“管本钱”的义务,承担本身应该承担的责任;而不是由部分股东越俎代庖,忽视其他股东的存在,“管人管事管企业”。在上述意义上,我们看到,如果仅仅把本来的控股集团公司简单包装和改组为国有本钱投资公司显然不是市场对以实现从“管人管事管企业”向“管本钱”转化为目的的新一轮国企混改的实质期待所在。我们同时注意到,在一些媒体围绕国资管理体系改革的报道中,甚至出现了“在未来的国资投资公司试点改革过程中,还将支持投资、运营公司设立财务公司”的说法。“规范财务公司运作,鼓励其利用内部资金开展本钱运作,提升本钱运营能力,防范各类风险。允许投资公司依据自身条件,结合主业特点和行业监管要求,合理申请金融牌照,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但是也要强调,不能脱离主业搞金融,更不能搞资金空转套利”。我们知道,财务公司作为内部本钱市场,必然程度上成为“不发达早期本钱市场的替代”,在一些企业集团已经存在几十年了。近年来由于内部本钱市场限制了本钱在全社会更广阔的范围内流通和相对低下的资源配置效率而受到广泛批评。如果把成立财务公司也认为是新一轮国资改革的重要举措不免令人啼笑皆非。更何况一旦成立财务公司,不是我们一厢情愿地说一说“不能脱离主业搞金融,更不能搞资金空转套利”就可以加以控制的。Q:在新一轮国资改革中,被认为扮演关键角色的“需要重组的国有本钱投资公司”和“新设的国有本钱运营公司”二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A:前面的讨论相信已使读者对正在由本来的控股集团公司重组为国有本钱投资公司目前基本状态和未来可能构架形成模糊的认识。我们知道,除了试点改组一批国有本钱投资公司,2014年国资委组建诚通集团、中国国新2家公司试点国有本钱运营公司。那么,这些国有本钱运营公司又将在国资管理体系改革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呢?按照相关媒体的报道,中国诚通、国新公司,“在基金的成功发起和实际运作上,把中央企业、地方企业、金融企业和社会本钱等各方资金集聚起来,为央企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提供了融资新渠道和投资新机制,在助力供给侧改革,引领一带一路发展,勉励国企改革,帮助困难企业脱困等领域均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两类公司都被媒体描述为“都是国家授权经营国有本钱的公司制企业,是国有本钱市场化运作的专业平台,对所出资企业行使股东职责,按照责权对应原则切实承担起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两类公司的试点企业同时面临着理顺与国资委、出资企业关系的重要挑战”。如果说二者的共同点在媒体的表述中还算清晰,那么,二者的差异则显得语焉不详,模棱两可。按照相关媒体的表述,在具体使命和本能机能上,“国有本钱投资公司是以投资融资和项目建设为主,通过投资实业拥有股权;国有本钱运营公司则以本钱运营为主,不投资实业,主要战场是本钱市场”。在运营模式上,“国有本钱投资公司主要以服务国家战略、优化国有本钱布局、提升产业竞争力为目标,在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以对战略性核心业务控股为主;国有本钱运营公司主要以提升国有本钱运营效率、提高国有本钱回报为目标,以财务性持股为主”。这是否意味着未来每一家完成混改的公司除了引入的民资战投外,还会同时出现两家国有本钱投资运营公司作为股东呢?其中一家是由本来控股集团公司改组而成的国有本钱投资公司,另一家是由诚通、国新或其他新成立的国有本钱运营公司。至少从目前已经完成混改的中国联通来看,确实如此。除了在引入BATJ后仍然持股约36.67%的控股集团公司联通集团外,在中国联通的股东名单中出现了国有本钱运营公司诚通旗下的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我们的标题问题是,国有本钱运营公司所设定的“提升国有本钱运营效率、提高国有本钱回报”的目标为什么不可以由国有本钱投资公司来实施呢?反过来,国有本钱投资公司所设定的“服务国家战略、优化国有本钱布局、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目标为什么又不可以由国有本钱运营公司来实施呢?如果国有本钱运营公司作为财务投资者存在的价值在于加强国有控制的战略同盟军,事实上本钱市场还存在险资等其他国资,为什么必需要同样来自国资的国有本钱运营公司来完成这一使命呢?例如,在中国联通混改案例中,同样来自国资的中国人寿持股10%成为联通混改引入的最大战投。而作为财务投资者的国有本钱运营公司如果不通过参与董事会组织等公司治理制度又将如何实现“提升国有本钱运营效率、提高国有本钱回报”的目的?如果国有本钱运营公司参与公司治理,那我们将看到,同样来自国资的国有本钱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围绕董事会组织等将付出双倍的公司治理制度建设成本。至少从形式上看,目前二者明显区别仅仅在于,国有本钱投资公司是从早先专业部委转型而来的原控股集团公司,进一步改组为国有本钱投资公司后形成的战略投资者,而国有本钱运营公司则是由国资管理体系改革实际实施者国资委新设出来的财务投资者。当然,既然目前仍然处于试点阶段,必然程度剖明对于二者的关系无论政策界还是理论界并没有形成相对成熟的判断和结论。我们也注意到,相关媒体的解读提及,“尽快探索、界定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与国有本钱投资、运营公司之间的权责边界,国有本钱投资、运营公司与所持股企业的权责边界”。我们理解,尽管国有本钱运营和投资公司二者关系有待进一步明确,但二者共同作为政府与企业间“隔离层”,在国资管理体系中的整体定位则应该是清晰的。那就是,在整个国资监管系统中形成三层授权框架,国资委统一履行经营性国有资产监管本能机能,由国有本钱投资、运营公司履行出资人职责,企业则是经营者。Q:中国国资国企改革模式在向谁学习?我们究竟应该学习什么?A:日前,在航空工业集团、国家电投、国机集团、中铝集团等11家央企被新纳入国有本钱投资公司试点后,在96家央企中有近20家试点改组成立国有本钱投资公司。尽管我们注意到一些国资官员多次否认中国国资国企改革在向新加坡淡马锡模式学习,但以国有本钱投资运营公司作为政府与企业间“隔离层”的新一轮国资改革的试点扩大还是给很多国企改革不雅观察者留下了淡马锡模式在中国国资改革中呼之欲出的印象。正如我们在前面分析所指出的,找出所谓中国模式和淡马锡模式之间的不同其实并不困难。例如,作为政府与企业间“隔离层”,我们同时在国资委(新加坡财政部)和运营实体之间改组或新设是国有本钱投资和运营两类公司,而不是淡马锡模式的一类公司(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些也称为不同);从目前看,中国国有本钱投资公司从以往脱胎于专业部委的控股集团公司改组而来,往往主业相对清晰,而淡马锡模式则强调混业和多元化,乃至于一个淡马锡公司管理的子公司市值加起来一度超过整个新加坡市值的一半。容易理解,很多不雅观察家之所以形成上述印象,仍然在于中国目前国资管理体系改革在政府与企业间引入“隔离层”的做法和淡马锡严格坚守“政企分开,政资分开”,使经营实体的经营权与所有权有效分开在精神上是高度一致的。事实上,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带来的本钱社会化与经理人职业化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和在此基础上实现的效率改善才是所有企业治理结构成功的关键。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既不存在所谓的淡马锡模式,当然更不存在中国模式,只存在专业化分工模式。但毫无疑问淡马锡模式依然有很多值得中国国资国企改革学习的地方。例如,淡马锡董事会围绕如何避免全资控股股东新加坡财政部的行政干预进行了哪些卓有成效的制度安排?而淡马锡在所持股或控股的经营实体中又是通过怎样的公司治理制度安排(股东会和董事会)来确保经营决策体现了主要股东的意志,并且决策风险在所有股东中分担?我这里再次强调,这显然不是通过管理层级之间的简单授权就可以解决的,而是需要在通过混改引入的战投之间形成彼此制衡的公司治理制度安排和平等协商沟通的文化氛围,以期实现双方长期合作共赢。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如果像一些媒体解读的那样,只是把经营权“授权”到经营实体,而把公司治理中最重要的董事长任免权依然保留在持股比例或高或低的国有本钱投资公司中(我们知道,在正常的公司治理实践中,那只是董事的提名权)。那么,由于该董事长的贪腐无能刚愎自用做出错误决策又应该由谁来承担相应后果呢?是由具有上述任免权和做出上述任免决策的国有本钱投资公司吗?而预期到一方面无法对董事长任免提出异议,甚至否决,而另一方面却不得不以出资额为限为该董事长做出错误决策买单,那战投还愿意毫无保留地参与到目前正在积极推进的国企混改中吗?
“十四五”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意义重大
经过40多年的艰苦探索,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有资产监管体制不休完善,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逐步优化,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意识明显增强,国有经济的运行质量有了显著提高,在国民经济中更好地发挥了主导作用。但同时,国资国企改革尚未到位,国有企业治理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经营效率需要进一步提高,“十四五”期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意义重大、任务艰巨。国有企业改革历程及进展回顾改革开放,国有企业改革走过了极不屈凡的历程。党中央、国务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我国国情和国有企业改革实际,采取了不同办法和一系列重大举措,不休将国有企业改革向纵深推进。按照时间脉络,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放权让利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1978年-1992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转变国有企业经营方式、提高国有资产运营效率成为各方共识,这一时期国有资产运营方式先后经历了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试点、实行拨改贷、两步利改税、推行承包制、进行股份制试点等一系列改革。第二阶段:创新制度建立企业法人财产权制度(1992年-2002年)。为了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国有企业成为市场竞争主体的需要,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标的目的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主要改革措施包括:推进股份制改革与国有企业上市,打造国有本钱流动机制;实施“抓大放小”战略,推进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试点;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加大兼并重组力度,调整和优化国有资产布局。第三阶段:完善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规范国有资产监管(2002年-2012年)。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二中全会明确了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方针和基本原则。2003年国务院成立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第一次在政府机构设置和部门本能机能分工上实现了国有资产出资人本能机能与社会公共管理本能机能的分离,明确了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确立了“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第四阶段:以管本钱为主全面统筹推进国资国企改革(2012年至今)。从党的十八大开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亲自谋划部署勉励国有企业改革,更加注重改革的顶层设计以及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2015年,《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正式颁布。目前,与《指导意见》相配套的一系列文件已经印发,形成了国企改革的“1+N”文件和政策体系,确立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主体框架,为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公司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公司制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和战略性重组持续推进,国有本钱运作积累了重要经验,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和历史性伟大成就。目前,党的十八大以来确定的国有企业改革主体框架已经形成,许多任务还在持续落实过程中,改革仍然处于现在进行时。国企改革存在的突出标题问题改革开放40多年来,尽管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大成就,但一些深层次固有矛盾和标题问题依然突出。一是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仍需加快。虽然经过多次调整,但国有经济布局仍不够集中,国有企业尤其是地方国有企业小而散的状况尚未完全改变,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仍需优化。国有经济战线过长、分布过散标题问题仍然突出,在398个国民经济行业中,国有经济涉足的行业仍多达380多个,“大而全”“小而全”的标题问题还不少。一些企业主业不够突出、辅业存在亏损,对企业的经营运转、技术创新、质量品牌等工作都造成了必然影响。二是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亟须进一步提高。由于国有企业功能目标不明确和分类改革监管不到位,导致经营机制不活、效率不高。一些国企缺乏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意识,企业大而不强,没能充分发挥行业引领和集中度高的优势。三是国有企业治理和激励约束机制不完善。尽管国有企业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中的深层次根本性标题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政企不分和产权制度改革滞后是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主要障碍。部分经过股份制改造的国有企业,遍及存在着国有股“一股独大”、股权结构不合理、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内部人控制等标题问题。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导致人才流失、技术创新能力不强。一些企业内部分配制度仍然存在平均主义现象,紧缺人才、管理层工资收入低于市场价位,缺乏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有效机制。四是国资国企监管体制仍待完善。目前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仍不能适应改革不休深入的新形势、新要求。历史上国有企业从规模扩张、高速发展走过来,体制机制、发展方式比力适应传统产业和基础产业,公司治理、商业模式还不太适应新阶段、新任务,公司层级过多,国资监管没有真正转到管本钱上来,国有企业转变不雅观念和思路的任务依然迫切。“十四五”深化国企改革的重大意义国有企业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十四五”期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本钱,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勉励国民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提高国民经济整体运行效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发展壮大国有经济,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根本要求,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勉励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客不雅观要求。当前,我国发展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发展速度、结构、动力呈现新的特点。国有企业是我国先进生产力、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代表,行业产业的影响力强,在把握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着重要带动作用。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将有力促进国民经济转型升级,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在新的发展阶段,必需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勉励国有经济、国有本钱和国有企业布局优化、结构调整和战略性重组,实现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的发展,有效发挥主导作用,勉励我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勉励我国经济创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国有企业拥有雄厚的科研、人才和技术积累,实施国家重大创新工程的基础好、实力强,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探测、高速铁路、商用飞机、特高压输变电、移动通信等领域取得了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标志性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承担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工程和许多国防科技工业重大项目,彰显了国之重器的实力与担当。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升企业经营效率、市场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是“十四五”期间勉励我国经济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和最重要抓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提高国民经济整体运行效率的重要保障。我国国有企业大多分布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和关键领域,特别是在能源、交通、通信、重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基础领域、要素保障领域比重较高,处于产业链、价值链上游,因此国有企业经营效率对产业链上下游、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质量都具有重要的决定性影响。无论是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还是在非重要行业和非关键领域或者一般竞争性领域,依据“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以经营效率核心标准,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将对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起到重要的基础和保障作用。“十四五”深化国企改革面临的形势与任务“十四五”期间,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代,面对国表里发展新阶段、新形势,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也面临着新使命、新要求和新形势。国企改革面临更高发展质量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屈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品和服务的重要供给侧。国有企业的生产能力和水平与高质量发展还有必然差距,无法很好满足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高端高质的新需求。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然要求国有企业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坚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标的目的,提供更好质量的产品、更高水平的服务,勉励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国企改革面临更高奋斗目标的考验。从“十四五”起我国要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尤其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提出了更高、更明确的要求,必然要求培育一大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这是在关系国计民生经济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国有企业必需要扛起来的重要使命和历史责任。国有企业改革面临国表里复杂形势的压力。“十四五”时期国有企业面临的表里环境会更加复杂,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国际格局和国际经济发展形势复杂多变,对外贸易不确定性在增加,下行压力在增大。世界格局出现以科技竞争为核心的全面竞争态势,我国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标题问题会更加突出,创新需求更加迫切。国有企业迫切需要摆脱技术依赖,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努力突破。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要由高速增长的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要形成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我国投资难以维持高增长,粗放式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国有企业长期依赖的大规模快速扩张的发展模式将面临巨大挑战,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面临的转型升级的倒逼压力会更强烈,必需要下决心勉励企业发展进行质量变化、效益变化、动力变化。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市场竞争环境要求更加公平公开公正,这都对“十四五”期间深化国企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
打造“政治传承、事业传承”的双赢之路
随着“创一代”企业家年龄增大,越来越多的企业面临传承与接班、守业与创新的标题问题。同时,企业家自身也需要随时代变化而不休提升。在这个过程中,企业能否顺利交接、能否在新的经济浪潮中继续做大做强,不仅关乎企业自身的命运,并且关乎整个产业转型升级。在新时代大格局中,新生代企业家如何接好政治传承和事业传承之班?“531”培育工程:有标的目的、有担当、有手段“5名领军、30名骨干、100名创星”,江苏省启东市打造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531”培育工程,着力加强对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教育培养,引导他们继承发扬老一代企业家爱国敬业、遵纪守法、创业创新、服务社会的光荣传统。启东推进实施“平台建设、教育培训、引导扶持、政治关爱”工程,建立起一支政治上有标的目的、责任上有担当、经营上有手段、文化上有内涵的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队伍。该市借力青年企业家商会平台,充分利用已经建立的青年企业家商会队伍,助推其成长为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队伍的后备军;发挥青商会平台的功能和作用,打造成为新生代企业家强化学习、提升本质的平台,加强联系、交流沟通的平台,资源共享、合作发展的平台,展示形象、奉献社会的平台。建立新生代企业家培养对象人才库。深入开展新生代培养行动,对选定的5名领军新生代企业家、30名骨干新生代企业家、100名创星企业家,优先安排学习培训,优先安排导师结对,优先推荐政治安排。建立新生代企业家培养导师制。邀请专家学者和老一辈企业家担任新生代企业家导师,帮助新生代企业家进一步提高政治理论素养、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双传承”:打造优秀企业家后备梯队一直以来,民营企业是浙江嘉兴经济的主力军,如何做好对新生代企业家培养与教育,不休增强他们的政治认同和价值不雅观认同,使其更快融入企业和做好传承,对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近年来,海宁市全力实施“党建领航·青春闪光”工程,着力抓实组织引领、融合发展、责任担当,推进新生代企业家政治事业“双传承”、打造优秀企业家后备梯队。据介绍,海宁市建立新生代企业家队伍、新生代企业家党员人才信息库,创新成立嘉兴市首个县级新生代创业联谊会党支部,组建党员红色主力军团10人,助力军团26人,覆盖145名会员,组织走进高校开展“校企携手 共话创业”校园宣讲活动,与大学生分享创业心得,通过红色军团辐射带动新生代企业家之间彼此学习、彼此交流、彼此合作。与此同时,还创设开展党支部轮值书记制度,每月由支部党员轮流担任书记,组织开展主题党日等,通过书记进属地宣讲、主题教育分享会、与属地32个“两新”组织党组织结成“海善巴士”等形式,参与街道党建工作。双向任职: 搭建政企交流平台日前,第四批新生代企业家及社会组织负责人挂职锻炼对接会在浙江丽水举行。 10名挂职人员将赴10家市直有关单位挂职锻炼。通过层层把关、严格筛选,择优确定了10名挂职人员,其中新生代企业家8名、社会组织负责人2名。他们平均年龄不到35岁,涵盖智能制造、商贸科技、旅游、农业、医药卫生等多个领域。从2015年开始,丽水市在浙江省率先探索实施新生代企业家“两百双传承”工作,即每年选派100名新生代企业家到市县部门挂职锻炼100天,帮助新生代企业家接好“政治传承、事业传承”之班。目前,共选派挂职锻炼新生代企业家335名,通过挂职锻炼,培养了一支综合本质好、经营管理能力强、社会责任感高的新生代企业家队伍,也进一步勉励了党政部门转变作风,更好地服务和帮助企业。据了解,在挂职岗位安排上,根据挂职人员所在两新组织行业特点和发展实际,综合考虑个人意愿,有针对性地选派到对口部门挂职锻炼,来自工业企业的安排到发改、市场监管、商务等部门挂职,科技企业的安排到经信、科技等部门挂职,尽可能实现优化配对。在挂职人员的日常管理上,由挂职单位落实结对帮带的分管领导和相关处室负责人,有针对性地安排他们参与中心工作,提高他们统筹协调、综合管理等方面的能力。
习近平“开门问策”部署“新发展”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8月24日下午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如何认识“新发展”?怎样理解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人民网理论频道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学者进行解读。一个关键词:“新发展”勇于开顶风船,善于转危为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新发展、新优势、新机遇……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始终围绕着“新”这个字,进入新发展阶段的中国,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如何研究新情况、作出新规划,至关重要。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全局出发,深刻阐述了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的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标题问题,强调要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会发展新局面。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敏表示,这一重要讲话用全面、辩证、长远的不雅观点审视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从六个方面解析了究竟怎么看新发展阶段、适应这个阶段我们又怎么干的标题问题。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要鼓足发展信心,增强机遇意识、风险意识,做到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切实把握主动权,适应新的变局,就要及时主动做出重大战略抉择。催生新发展动能、激发新发展活力、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拓展社会发展新局面强调了创新、改革、开放、社会治理的重要作用,这几个方面正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重点,回答了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哪里、要向什么标的目的走、如何走稳、走好、走实每一步的标题问题,是实现“新发展”的基本路线图。“这六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当前中国发展之方位、世界发展之潮流,面向未来中国发展之路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马峰谈到,六方面内容涵盖经济社会主要方面和领域,通篇贯穿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光辉。一方面科学回答了怎么看待当前形势与未来发展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不雅观点透过现象看本质分析标题问题、谋划长远。必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敢于刀刃向内自我革命,为更高层次、更高水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提供制度的保障,促进社会发展公平正义,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必需坚持全面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格局;必需坚持新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求进,办好中国本身的事情。“纲举则目张,这六点是理解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特别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总纲。”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李政谈到,“新发展阶段”是“十四五”时期开展一切工作的基础和条件,也是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其中既有新机遇,也有新挑战。我们要沉着应对,抢抓机遇,办好本身的事情;勇于开顶风船,善于转危为机。要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把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作为催生新动能、激发新活力的“两个轮子”,把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与制度优势作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保障与突破口,通过实际行动支持并践行多边主义,以开放、合作、共赢精神同世界各国共谋发展。“十四五”规划:开门问策着眼长远把握大势 研究新情况作出新规划“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1953年开始,我国已经编制实施了13个五年规划(计划),其中改革开放以来编制实施8个,有力勉励了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提升、人民生活改善,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实践证明,中长期发展规划既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五年规划编制涉及经济和社会发展方方面面,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开门问策、集思广益,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为“十四五”规划建言献策,切实把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充分吸收到“十四五”规划编制中来,齐心协力把“十四五”规划编制好。人民,始终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这次座谈会“开门问策、集思广益”,专家学者们从各自专业领域出发,对“十四五”时期发展环境、思路、任务、举措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胡敏谈到,实践证明,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之所以能够创造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其中一个重要优势就是用中长期规划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既可以紧密结合阶段性要求一步一个脚印,循序渐进向前推进,又能满足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休实现更高的发展目标。“十四五”规划将一如既往汲取过去的好经验,但更重要的是立足新发展格局和新的国表里环境,着力在更高质量上布局谋篇,以此引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迈上新的征程。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员、副教授周跃辉谈到,编制五年规划的过程,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科学决策的过程,也成为汇集众智、反映民意、凝聚共识的过程。五年规划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重要制度创新,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使各微不雅观主体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充分发挥活力,还可以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科学编制和实施五年规划,已经成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方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重要体现。随着“十四五”规划纲要的编制,必将为我国实现“十四五”时期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十四五”时期,怎样看待中长期规划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永胜表示,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历史实践证明,这种方式行之有效。“十四五”时期,我们要总结历史经验,继续用好中长期规划,在科学研究和准确把握客不雅观规律的基础上,把中长期规划做得更加全面精准和完善,充分发挥好中长期规划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规范指导和调节作用。做好中长期规划,既要统筹历史现实和未来,也要统筹国际和国内,还要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四点希望:寄语经济社会领域理论工作者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理论工作者大有可为”。对经济社会领域理论工作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四点希望:一是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不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二是深入调研,察实情、出实招,充分反映实际情况,使理论和政策创新有根有据、合情合理。三是把握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不雅观点、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从短期波动中探究长期趋势,使理论和政策创新充分体现先进性和科学性。四是树立国际视野,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这是理论工作者必需遵循的方法论,首先要有标题问题意识,理论必然要能够回答现实标题问题,必需深入实际、深入调研,切实掌握国情;其次,要掌握正确的思考方法,马克思主义立场、不雅观点和方法,就是理论工作者的基本思维兵器,这样才能把握规律,发现真理,提出实招,理论和政策创新才能得到检验;第三,要有历史使命感,理论工作者既要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又要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胡敏对记者说。“这四点希望从根本上要求广大经济社会领域理论工作者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研究精神;要及时总结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生动实践,不休推进理论创新,同时又要不休用这些创新性的理论,来指导和勉励新的实践。”周跃辉认为,要善于从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中,寻找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只有这样,广大经济社会领域理论工作者才能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党和人民。李政谈到,经济社会领域理论工作者首先要扎根中国大地,面向中国实际,做更加有价值和意义的学术研究,提出具有中国气派、更加具有现实指导作用的理论与学说,不休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新境界;其次,要更加注重调查研究,深入了解社会现实,用正确的研究方法研究标题问题,提出更加科学合理、经得起检验的理论与政策建议。再次,要坚持正确的立场、不雅观点和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前沿与大势。最后,要有更加宽广的格局和全球视野,要为世界发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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